母亲一直以来在生活上过分依赖父亲。
她似乎天生就是个不会过日子的人。他们婚前母亲的月工资比父亲还多5元，但父亲的工资除用于自己的生活外，还要给上海的奶奶和在外地读书的两个弟妹寄钱，尚能每月存10元。
而母亲没有任何家累，自己既没吃着好的也没穿着好的，稀里糊涂地还没到月底就要去预支下个月的工资了。所以婚后这几十年一直是父亲掌管家里的财政——不是不想放权，实在是出于无奈。
“文革”时母亲被下放到农村去，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准备出发了。而父亲考虑到农村条件本来就差，更何况母亲又是改造对象，肯定不会有什么生活用品，就托人到土产公司找了几只大柳条筐，将被褥、热水瓶、卫生用具乃至茶叶盒、衣服夹子等大大小小一应物品以最节省空间的排列形式安插其中，又把那几只筐捆得那个结实呀，务必使它们“颠扑不破”。到了农村，大队把一间牛屋腾出来分配给母亲住，屋里除了遗留的牛粪外别的什么都没有，后来母亲说当时她一面打开柳条筐一面感激地念叨父亲：“幸亏有他，要不我怎么办呢……”
在农村期间，我出生了，连照顾自己都差把劲的母亲可谓是焦头烂额。每次她喂我的时候邻居大娘总是不无担心地说：“你可别把她给噎死了！”我把棉裤尿湿了一小块，母亲居然将整条棉裤浸在水里用肥皂洗了一遍，然后放在火炉上烤，左烤也不干右烤也不干，她围着炉子折腾了一夜，终于把它给烤糊了。父亲既心疼母亲又心疼我，不久就把我接走了，这才为我们母女俩的互相“折磨”画上了句号。
后来我们的日子好了起来，但母亲还是那么让父亲操心。她生了病像小孩一样非得要父亲盯着才肯吃药，而且吃了一次病没好就不耐烦地下结论说这药是骗人的。如果这药一天三次，那么父亲就得一天三次苦口婆心地对母亲进行极其耐心地说服教育，必要时还得加上恳求。
很累的时候父亲不无抱怨：“我都怀疑要是没有我你究竟能不能生活下去！我如果比你先死你可怎么办呢？”
母亲总是开玩笑说：“所以我一定要死在你前头。”
没想到一语成真，三年前母亲突发脑溢血在一夜之间离开了我们。
本以为当悲伤过去之后，父亲会比以前生活得轻松，因为没有人让他操心劳累了。出人意料的是父亲像变了个人，他不再如以往般勤快细心，而是非常懒散什么事都尽量凑合，总是兴趣索然的样子。我们开导他，他却叹了口气：“你妈走了我再也不用为她操心了，好像生活没了目标一样……”
其实，对于相爱的人来说，谁又离得开谁呢？依偎着大树生长的藤蔓如果没有大树的支撑固然会滑落在地，可是失去了藤蔓的缠绕那树也落寞了呀。 |
